四川五君里，我最早见到的是欧阳江河。1982年下半年，我认识了我们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，他当时写很纯正的抒情诗，一首《金钟》风靡成都，被称为他们那一拨的“第一小提琴手”。游小苏那儿是一个中心，欧阳江河、翟永明、以及刚回成都的钟鸣，那时都很推崇他。一次，在游小苏的宿舍里见到了欧阳江河，那时他还叫江河，江河是他的本名，但朦胧诗里有一个更有名的江河，大家就把北京那个叫成大江河，把成都这个叫成小江河。小江河估计后来不能忍受这个“小”字，就把母亲的姓拿过来，叫欧阳江河，所以，欧阳江河是一个笔名。那次和小江河就打了一个照面，他口才好极，滔滔不绝，很有激情，他走后我问游小苏那是谁，游小苏就说是江河，一个当兵的。我后来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，说成都诗歌圈的工农兵，工是指孙文波，工人出身；农是指萧开愚，他当过赤脚医生；兵就是欧阳江河，当时是四川省军区的宣传干事。这三人后来都很厉害，孙文波和萧开愚也是成都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的重要人物，但不在这些帮派里，属于比较早的个人写作。

1983年九月，我们那本《第三代人》出来后，我收到了重庆彭逸林热情洋溢的来信，盛赞我在集子里的长诗《随想》。彭逸林是五零后诗人，我们并不认识，那么，他当时肯定是真喜欢我那首诗，他在信中又热情洋溢的说到柏桦，说我们应该找机会见面。大概是在84年下半年，彭逸林和柏桦来了一次成都，我应该是在江河那儿和他们一起见了。那一次，柏桦热情洋溢的说到了张枣，还带来了《镜中》的手稿，柏桦是一开始就认定《镜中》是一首了不起的诗。那次见面后，我成了柏桦诗歌的热爱者。

1984年，欧阳江河写出了《悬棺》，这是一首了不起的作品，在成都诗歌圈很轰动，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分水岭。之前他的诗歌，很精致，也很雕作，像一个精美的玻璃器皿，没有人的温度，了无生气。《悬棺》一下子到了一个炫目的高度，很文化，很哲学，很多人可能会不喜欢，其实我个人也不喜欢，但它很重要，是一个大诗人的写作。喜欢与否，只关乎一个人的趣味和心性，而不关乎作品的价值。江河后来也没有继续写《悬棺》那样的东西，但《悬棺》以后，他就完全打开了，一泻千里，开创出一种欧阳江河式的语言风格和诗歌美学，这需要极高的才智和能力，想模仿都模仿不了。欧阳江河的诗歌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，他是一个语言的炼金士，词语在他手上熠熠生辉，把每个句子武装起来，剑光扑面，王气逼人。欧阳江河九十年代中期去美国，在纽约呆了几年，获得了当代世界最前沿的视野和感受力，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，对音乐、电影和当代艺术，也是真正的内行。我总觉得，他干什么都能干得最好。

85年春天，我写出了小组诗《河》，当时觉得是一种最高级的诗歌美学，有半年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往下写了。秋天，杨黎说有机会出一套诗歌丛书，约我来编一本我这个趣味的。那时，成都整体的诗歌运动已告一个段落，莽汉和整体已经成派了，每个诗人的个体风格已出现。我和杨黎在诗歌方面，一开始就在两个轨道上，不过彼此都还保持了对对方的尊重。出诗歌丛书这个事很快就告吹了，我却是因为这个缘由，专门去了一次重庆约稿，就住在张枣的宿舍里，他当时在四川外语学院读研究生，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那个时候诗歌就是一个江湖，比较活跃的诗人彼此都知道并会引为同道，到了就可以直接拜访，蹲吃蹲住。

我去张枣那儿时，心气还是很高的。张枣，还有柏桦，都有一种特别的本事，就是会让一个人特别舒服的，就对他们无比佩服。他们说话都很舒缓，耐心，娓娓而谈那种，都有一种强大的气场，这个气场不会排斥你，反而是把你带进去，让你和他们马上就亲近起来。他们会首先肯定你，说你的好，然后会让你觉得他们更好，自己都觉得有了差距。柏桦常常会有一些尖锐的出奇的表达，你会觉得无比精彩，张枣则像一个漩涡，充满魅力，不知不觉就把你吸进去。钟鸣和欧阳江河就不一样，两人都是铁嘴，雄辩滔滔，但你听完后，当然觉得他们说得很好，甚至也很受启发，但最后他还是他，你还是你。那一次，我和张枣谈到诗歌，谈到了他的《镜中》和《何人斯》，《镜中》当时已经在圈子里很有名了，张枣主要谈《何人斯》，谈这首诗好在哪儿。我现在还记得，张枣当时对我说，他已经可以写得和叶芝一样好了，但是还写不过艾略特，他说他写不出《四个四重奏》那种诗歌。这一下就把我搞翻了，我们虽然心中都在向大师看齐，却还没敢想和叶芝写得一样好了。

张枣应该是86年一毕业，就结婚出国了，88年回了一次成都，可能是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候。那一阵我不在，是听钟鸣说的。张枣那时英俊潇洒，才华横溢，又有着在德国获得的新视野和新感觉，在成都走路都自带风声，钟鸣和柏桦他们都无比宠着他，陪着他各种疯玩，颓废而高级。

1992年以后，中国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时代。成都那拨先锋诗人，个个都能与时俱进，一头扎进生活中，如鱼得水，过上了一种八十年代时想都想不出来的生活。张枣远在德国，一个叫图宾根的小城，异乡人，生活寂寞，寡淡如水。问题是张枣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，他喜欢热闹，喜欢享乐，喜欢名气和地位，这一切德国都给不了他。诗歌的抱负和成就，在现实生活面前一文不值。张枣是一个天才，但不是圣徒，如果他还留在中国，以他的能量和魅力，他不会比任何人差。九十年代以后，他在德国是非常不开心的，邓翔去德国开会，专门去图宾根看望过他。邓翔回来对我说，他感觉张枣在那边太孤独，整天一个人喝啤酒。我1999年在北京再次见到张枣时，当年的英俊少年已经完全走样了，胖得不成样子。张枣说过，德国害了他。他回国时，有过一天几次进出洗脚城的传说，完全是报复性的享乐，然后又会嘟囔着说，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。我和张枣还有一个间接的交集，1989年我写了一首诗《春秋来信》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题目，“春秋”既是时间又是空间，既是季节又是朝代，打算将来出诗集时，就用作书名。钟鸣也非常喜欢这个题目，后来就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很棒的随笔。我想，张枣应该没有看到我这首诗，但他一定读过钟鸣的随笔，应该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题目，后来也写了一首《春秋来信》，他199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时，书名就是《春秋来信》。到我2003年出第一本诗集时，我就向钟鸣抱怨，说他把我的一个好书名搞没了，让他帮我取书名。当时我们正好在一条河的堤岸上，钟鸣遂指着河水说，有了，就叫“逝者如斯”。

诗歌不能拯救生活，生活也摧毁不了诗歌。在德国不开心的张枣，却没有辜负他的天才，写出了现代汉语里最出色的诗歌。张枣的语言天赋，也许是一百年才能出一个的那种，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就说过，中国新诗一百年，前五十年有一个卞之琳，后五十年有一个张枣。他的英年早逝，可以说是当代汉语诗歌最大的损失。

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柏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写的哪批诗歌，还是我的最爱。很多次有人问我，当代中国诗人你最喜欢谁，我都会说是柏桦。最近我知道了柏桦的《表达》写于1981年，那么，他才是当代汉语诗歌最先驱的人物，朦胧诗以后，《表达》应该算是整个第三代诗人的处女作，有独特的语感，文本完全成立，我喜欢的邓翔，也要在82年才写出那些美妙的诗歌，而现在公认的第三代人处女作，是韩东的《有关大雁塔》，写于1983年。

柏桦身上有很多迷人的怪癖，我想，柏桦很清楚他的这些怪癖，也知道它们的迷人之处，用四川话来说，就是能搞倒好多人。当柏桦把他的这种怪癖有节制的用在诗歌上时，他的诗歌就有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品质，那些看似随意，漫不经心的句子，却总是那么锐利，出其不意，直击人心。86年秋天，柏桦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，去了成都。可能重庆那几年家庭生活的束缚，柏桦到成都就完全放飞了，脑子里各种奇思异想，万念奔腾，过着一种激情、任性、虚幻、颓废的生活。柏桦的英雄是波德莱尔，他把成都当作在巴黎了，游荡在大街小巷，目空一切，只是看云，挥霍词语，梦想着贵妇。受欧洲文学生活的影响，柏桦有一种很深的贵妇情结，那些年他的白日梦里，一定有很多热爱诗歌的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，转世到当下。现实生活中，他身边也围着一帮人，像孙文波、潘家柱、付维等，和他一起发疯和任性。我觉得那一年其实是柏桦身心最为舒展的时期，他的怪癖和个性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，代价是一年后，他就被川大劝退了，然后流落到美丽的南京，用他的疯狂和怪癖，又搞倒了好多江南的诗人。

我喜欢的柏桦的诗歌，基本上都是他那几年里写的。那些诗歌，自行构建了一个疏朗清澈的世界，天高地远，又有此世的温度和呼吸，它会把你带进去，让你感觉到语言的奇妙、美和危险，好的诗歌都应该有这样的品质。柏桦被称为中国最好的抒情诗人，以前没有那样的抒情诗，以后也不会有了，因为柏桦只会有一个。柏桦近十几年的诗歌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，我有点看不明白。诗歌以外，柏桦写了一本出色的书，《左边——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》，有点自传性。这本书要当成诗一样读，不要在乎他的观点和结论，只看心灵和词语的过程，看它的语感，会让你获得美好的阅读经验。一本书能做到这点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“左边”也是柏桦的怪癖之一，他多次说过，他少年时的梦想是做毛泽东的秘书，这个也同他的贵妇情结一样，属于他的白日梦。柏桦的“左边”，是诗学的而不是政治的，是激情、浪漫、先锋、叛逆、飞翔、狂想，是一种身姿和做派，词语的狂欢，口腔的快感。

九十年代中期，柏桦再次回到成都。他没有工作，却要承担生活，负起责任，必须开始学习卑微和辛劳了。当时，成都那拨诗人，像万夏、李亚伟、马松等，好多都做了书商，而且很成功。柏桦就为他们做稿子，主要是为马松做，拿固定稿酬。这些书都是畅销书，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，绝大部分都是垃圾，毫无价值。一般人如为生计计，可以去做，但绝不会署自己的名字。但柏桦不一样，他至少做了上百种这种垃圾书，都署名“柏桦”，这其实有点惊世骇俗的，现在看来也是英雄做派，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怪癖的结果。柏桦最终没有在体制外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，付不起自由的代价，2000年以后，他去西南交通大学做老师，重新进入体制内，现在成了“柏桦教授”，还入了作协，在成都市作协做副主席。他的诗歌还一如既往的怪癖，但在生活中应该是完全正常了，正常得和每个人一样。他重新进入大学时，我还很心疼地想过，一个绝世天才，在九十年代被生活胁迫，现在又要被大学的体制胁迫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其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胁迫我们，这就是命运，生活也终于把他从左边，生生拽回到了右边。

我和钟鸣很早就认识，但深交却要到1988年了，那时，我从重庆离职回到成都，在成都漂着。钟鸣在八十年代初就编过一本诗刊《次生林》，虽然也是打印的，但制作得很精致，板式、装订都很考究，在诗歌圈有一定影响力，可惜也是只出了一期，这也是那个时代民刊的命运，基本上第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。89年10月，他来找我一起再办诗歌民刊，还有向以鲜和陈子弘。向以鲜贡献了一个很好的名字“象罔”，典出庄子，大意是皇帝游赤水之北，遗失了玄珠，他先后派最聪慧的人，最明察的人，最善辩的人去找，都没有找到，然后派“象罔'去找，就找到了。“象罔”其实就是无所用心，就是无。后来读《金刚经》，里面一句“无所用而生其心”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，六祖惠能也是听到这句话开悟的。

那个时候已经有电脑了，钟鸣是技术和机械的高手，视觉美学的行家。我们这个《象罔》，钟鸣先用电脑打出来，比铅印还干净和漂亮，钟鸣又会找一些木刻、线描或者图片，做装帧和插图，然后复印出来，再装订。我们看到后都呆了，单形式就是美轮美奂，让人爱不释手。两年多的时间里，《象罔》总共出了二十几期，我觉得是诗歌民刊中品质最好，期数也最多的。其中影响最大的，应该是第二期《庞德专辑》，和随后的肖全摄影专辑《我们这一代人啊》。《庞德专辑》是我从庞德的一本画传里编译出来的，应该是之前去北京时，在西川那儿复印的原文。图片经过不断复印，细节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苍凉坚实的线条和轮廓，显得更沧桑、饱满、厚重。我听说有些诗人还把专辑里的庞德照片，单独复印出来装好框，放在自己的书桌上。肖全虽然那时已在有意识的拍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肖像了，但他后来坦承，他是看到《庞德专辑》里的一张照片时，如遭电击，遂下决心要记录历史，为一代人存照。那张照片是年迈的庞德在威尼斯，柱着一根手杖，仿佛还在和世界对峙，眼光深邃、坚硬而沧桑。照片下面配了两行文字：理解来得太迟了，一切都是那么艰难，那么徒劳/我不再工作，我什么也不想做。肖全那个专辑，就是他后来出版的《我们这一代人》的雏形，名字是钟鸣取的。所以说，肖全的事业也是从《象罔》开始的。

不过在整个八十年代，钟鸣在成都诗歌圈，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，一直到九十年代，他出版了《畜界，人界》，才横空出世，一举奠定了一个大人物的地位。他把中国的古代笔记与类书，18世纪的英国随笔和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散文，在叙述方式和文体上作了了不起的整合，发展出一种斑驳、绵密、扎实、复杂、深邃的文体，直接把现代汉语的散文，推到了世界级的水平。不少内行推崇他的随笔是汉语头把，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张，因为文学像美人，不能这样排名，你自己喜欢就是。我知道敬文东教授，也是一个目空一切的人物，却独独服膺钟鸣。不像他的随笔，几乎无人质疑，钟鸣的诗歌争议却比较大。钟鸣的诗歌太复杂，意象、典故和隐喻的密度大，思虑深，反讽涩，布满了各种机关和暗器，按中国的诗学传统，几乎是反诗歌的，在唐朝诗人那里看，有点近似韩愈。中国诗学的正宗，是空灵俊逸，情景交融，人天相汇，是言有尽而意无穷，钟鸣是相反的路数，读起来很困难，也很累，好像存心不让你愉悦，我在好多年里，也没有真正读进去。近些年我意识到，钟鸣的诗歌，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，你喜欢或不喜欢，它都在那儿，体量巨大，你可以绕开，却不得不正视。整个的钟鸣是一个现象，其厚重和深度一眼是看不透的，泛泛的评说会显得很轻浮。

图｜柏桦、张枣、钟鸣、欧阳江河在四川

他们五个人，张枣去国很久，当他又回来时，已是另外一个时空，八十年代的辉煌不再，他的英年早逝，才把更多的目光吸引过来，现在成一个小小的神话。钟鸣和柏桦一直在成都，生活低调，不事张扬，实力远远大于名气。欧阳江河和翟永明早早到了北京，声名一直高涨，一切都在阳光下，已是显学，我的个人记忆完全微不足道。中国人喜欢比附，我突然想到，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五个高手来比附一下，他们在诗歌上，柏桦有点像东邪黄药师，空灵邪性；欧阳江河有点像西毒欧阳锋，招招狠辣；钟鸣有点像北丐黄七公，堂堂正正；张枣有点像南帝段王爷，深不可测；那么，以魅力无限的翟永明居中神通王重阳之位，他们四个都不会不服。

成都的诗人，大都有很深重的大师情结，他们五个无一例外，至少还要加上李亚伟、杨黎、宋炜、孙文波、萧开愚以及周伦佑。我想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肯定都自命大师，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都不做第二人想，一定认为自己才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。我现在认为，大师情结是好东西，起码让一个人志存高远，心比天高，与亡灵对话，向历史看齐。想当大师的诗人，一般不会和身边的人比，只追慕那些伟大的作品和灵魂，对一个写作者，这无疑是对的。另一方面，想想看诗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诗歌彰显意义与价值，但在具体而日常的生活中，真是没有一点用处，所以奥登说：诗歌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。如果再不能抚慰一种不朽的冲动，如果不是相信自己能做得最好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坚持写到底呢。但诗人的王者心态，则有点问题，也许就是中国两千年皇权至上的无意识的结果。其实，一个人的语言意识、诗歌美学以及写作目标明确以后，如果带着同情的理解，你会觉得好多人都写得很好，因为他们有你没有的东西；如果只盯着自己的方向，放大自己的个性，就会觉得其他人的都没法看，因为你有着他们没有的东西。汉语如此广阔，需要也容得下足够多的天才为它拓展边界。